那是1986年冬天一个普通的上午，普通的连具体的日期也忘记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市委组织部部长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部长——一个精干而又安详的中年人，端坐在一张普通的办公桌后面，我——一个大三学生，拘谨的坐在办公桌前面。一番对话正在进行：

“请同学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

“……”

“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谈谈你的理解。”

“……”

“作为班级的班干，今年你们班级都组织了哪些活动？”

“……”

 “×月×日的集会你参加了吗？”

“……”

“反思一下你有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言行吗？”

“……”

可能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很少有这样的经历：入党谈话是市委组织部长亲自会见、约谈，但我就经历了。因为我入党的时候正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最激烈的时候，当年我们大学所在城市每一名要入党的大学生都是市委组织部亲自谈话。对于当时部长的问题我是怎样回答的，我已经忘记了，但在那个非常时期，我通过了组织的考验，也更坚定了入党决心。同时我还给自己留存了一个做人原则：说出的话一定要负责任。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特别是作为一名言传身教的老师更要对自己的话负责任，我们的言行举止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学生；做一名说话负责任的老师还因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负责任可以让我们对专业精益求精；做一名说话负责任的老师更因为我们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是我们做教师的孜孜追求，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风范。